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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｜杨周翰：饮水思源——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
【作者简介】
杨周翰（1915-1989），江苏苏州人。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。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学习，后留校任教。1946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。1950年回国，历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，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、西方文学教研室主任。曾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、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、《国外文学》副主编等职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欧洲文学史》（主编，1964、1979），《莎士比亚评论汇编》（1981），《攻玉集》（1983），《十七世纪英国文学》（1985），《镜子和七巧板》（1990）等；主要译作有：奥维德《变形记》（1957），贺拉斯《诗艺》（1962），莎士比亚《亨利八世》（1978），维吉尔《埃涅阿斯纪》（1984）等。有《杨周翰作品集》（全六卷，2016）行世。
饮水思源——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
我学习外语，通过外语又学上了点外国文学，能做点工作，回想起来，如果没有多少老师的指引，恐怕虽不能说一事无成，也要困难得多的了。饮水思源，我想我应当把我是怎样从他们那里受益的，就我记忆所及，记录下来，不仅对这些（有的是默默无闻的）引路人表示感谢，也许对今天学外语的还能起点参考作用。
大半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学生有英文课了。我记得教我们英文课的教师是吴郁周先生，他也是苏州人，和我祖父是朋友。他为人和蔼可亲，循循善诱。当然小学英文程度是极浅的，吴教习的英文水平如何，我虽不能判断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他非常注重发音的准确。他非常反对用汉字注英语发音。他说比如有人为了记English Grammar两个字的读法，就编了一句顺口溜“英哥拉屎狗挠门”，既注了音又便于记忆，但这样是永远学不会英语的。我想学一门外语而要摆脱本国语的干扰是困难的，但你若不摆脱，不建立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习惯，也是学不到家的。
我开始学英文，怎么也学不会，忽然有一天上课读课文，非常流利，好象豁然开朗一样。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，我想和吴教习教学有耐心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他认为孺子不可教，那么我的积极性也就没有了。
对照今天来看，我们的启蒙英语，对发音似乎还不够考究，总带点“口音”。陈毅同志主张要学那“洋腔洋调”，说得极对。纠正方音的干扰，吐音准确，在启蒙阶段若不注意，以后难改。初学英语，好像一个异物进入体内，格格不入。教师自己发音要准确，还必须要有耐心。
当然有人会反对，会问什么是标准发音（如肖伯纳），言外之意，没有标准发音。实际生活中的英语也确实各式各样，“标准”云云浑如柏拉图的“理念”，但我们总应有一个标准而取法乎上。
讲到方言，人人都说苏州方言适合女人说，不适合男人说，这是一种偏见。苏州方言对学英语语音有不少方便，有些英语的短元音与苏州方音的入声很切近，有些英语的辅音相当于苏州方音的浊辅音，苏州方言的声调对模仿英语声调也比较方便。苏州方言在几个大方言里恐怕最贴近英语。这是我的印象，有待语音学家研究。
我在江苏小学毕业后，1926年经亲戚资助进了崇德中学（今北京31中），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。这所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办的，据说是要办成一个中国的伊顿公学。家里怕我程度不够，先上了小学六年级。我在这学校一直上到中学五年级，因为我和老师捣乱，被学校开除。有位国文老师上课讲黄庭坚，说他的号是“石谷”，我说不对，黄庭坚号“山谷”，坍了他的台。我又在作文里写打油诗讽刺他，被他拿住把柄，就到校长处告状，说有我无他，有他无我，与我势不两立。校长打了我几下手板，把我开除了。
这所中学除了国文、中国历史以外，其他课程都是用英文课本。当时学的外国历史、外国地理对我后来很有用，许多历史上的人名，外国地名，不仅记住了拼法，而且记住了正确的发音。现在往往遇到这样一种情况，看见一个外国人名、地名，不知怎么念，一念又往往发音不对，或重音放错，或者认为读错了也无所谓。这虽是小节，但却代表一个人的文化修养，就像说中国话而读白字一样。至今西洋历史和文学中一些难读的名字如Nebuchadnezzar，Nineveh，Aphrodite，Menelaus等等，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。我的数学学得不好，但一些数学名词如 sine，cosine，acute angle，obtuse angle 都还记得。我学的英文课本记得是一套《英文津逮》（Mastery of English），后来还用了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。教我英文的是一位英国老小姐，叫 Miss Rudd，她的发音当然非常地道，教书也很严格，《英文津逮》是一套由浅入深的教材，可以打好英语的基础，到了开明英文就有些文学课文了。记得其中一课是讲亚瑟传奇的，把我带进了中古传奇世界，什么Merlin魔术师，什么Morgan le Fay，什么 Uther Pendragon，名字一个个都叫得出来，故事也十分吸引人，加以Miss Rudd讲得好，能引人入胜。这时也接触到一两首抒情诗，但记不得是哪些了。
英语课当然有笔头练习，到五年级可能有作文了。也有口头练习，有时举行演讲会。
回顾这六年中学生活，我觉得学外语必须有一个外语环境。当时各门课程除国语和中国历史外，都用英语，各课相辅相成，事半功倍。这种环境已是历史陈迹，今天不可能再办什么教会学校，但是尽可能创造一点外语环境还是办得到的。其次，设法把扩大知识和外语学习结合起来，例如讲外国史地，甚至讲数、理、化，能否把外文的专名、术语也教给学生？不要把外语作为一门孤立的课去教，把外语以外的课和外语课看成井水河水，互不相犯，各自是个不漏水的密封箱。要想提高全国外语水平，一定要在中学打好基础。
我被开除以后，同学们很同情我。学校连转学证书都不给我，同学们想办法给我弄了一张假的转学证书，改了名字，转到了育英中学。本来六年级一般不收转学生，大半也是走点关系才进去的。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，在灯市口。我上了一年就毕业了。这一年的英文是一位美国中年太太教的，她比Miss Rudd大有逊色，不过她用的课本还不错，我不记得名称了，只记得课本中有一些法国短篇小说的英译文，似乎有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、《柏林之围》，可能还有莫泊桑作品的英译。这些读物不仅是很好的文学作品，而且对初学英文的人，因为它有故事性，所以不会感到枯燥。而且一般说来，英文翻译的非英语作品，常常译文本身文学性很强。英译本可能有时字面上不“忠实”，但它决不牺牲英语习惯。著名的翻译如《鲁拜集》，托尔斯泰小说的两位译家的译本，斯科特·蒙特克利夫译的《往事追忆》，威利译的唐诗，霍克斯译的《石头记》都是极好的英文。翻译是一个解释过程，翻译者往往本能地要把原文晦涩难懂的地方译得使人能看懂，这样一来，译文往往比原文明澈，对学译文这种语言（如英语）的人减少困难。所以不能小看通过英译外国作品来学英语的作用。
我在育英中学毕业后，学校保送我去燕京大学。燕京大学费用太贵，我考了北京大学，居然考上了。1933年我进了北大英文系，梁实秋先生是系主任。我在北大一直呆到1936年3月。在1935年夏天，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师Miss Bowden-Smith把我介绍给来华访问的瑞典美术史教授喜龙仁（Osvald Sirén），要我和他一起核校一部他已出版的《中国画论》（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）中中国画论的英译文。后来他又邀我去瑞典和他工作，此是后话。
在北大英文系学习的两年多，单就本系课程说，我上过朱光潜先生的欧洲名著。朱先生这时刚到北大来授课，他从史诗、悲剧一直讲到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他不是空讲，而是读作品，用的都是英译本，他也用英语讲授。朱先生最善于在纷纭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。当时他住在后门慈慧殿，办文学杂志，他的寓所就是一间文学沙龙，我也经常去敬陪末座。朱先生使我开扩了对西方文学的眼界，同时使我对创作也发生了兴趣。
梁实秋先生总喜欢穿绸衣绸裤的中装，他讲莎士比亚逐段讲解，参照各家注释，颇能深入浅出。当时他已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邀翻译莎剧，可以说驾轻就熟。潘家洵先生教我们戏剧。潘先生不是留学生，苏州人，他的英语讲来娓娓动听。他的北京话、苏州话都十分地道。他译了易卜生，也译了王尔德的《少奶奶的扇子》，在课堂上也讲这剧本（当然也讲其他剧本），他简直把人物讲活，对于王尔德用字如何俏皮，分析得十分细腻，使学生深感到作品的感染力。蒯淑平先生教我们传记，当时胡适十分提倡传记文学，我记得我还译了一部莫鲁阿（André Maurois）论传记的书（英译本，书名忘记了），请他审阅，当然是石沉大海。蒯先生在牛津学的是历史，英语之流利动听，难与俦匹。她教鲍斯威尔的《约翰逊传》，洛克哈特的《司各脱传》，不局限在这些作家，而是旁及英国历史、社会、风俗习惯，使我们增加了许多背景知识。应谊先生（女）教我们小说，记得读的小说有《傲慢与偏见》，还有其他 19 世纪小说，要求我们的阅读量是很大的，她在堂上重点分析。邵可侣（Reclus）先生教我们法语，他给每个学生起一个法国名字，他常常带实物上课，有一次带了夫人来作“教具”，教有关“夫人”、“妻” 等词汇。他用的是直接法，从不教语法，所以学生的语法概念极差，但发音、音调较好。第二年就用他编写的法文文学读本。
回顾在北大学习的两年半期间，名师引路，为我打开了西洋文学的大门和前进的道路。
1936 年 3 月，我应前一年夏天喜龙仁之约，离开北平，经伪满、西伯利亚抵莫斯科，又转列宁格勒、芬兰，搭船到了斯德哥尔摩。
喜龙仁原是研究意大利绘画的，专攻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乔托（Giotto），有专著（英译本 1917），后来研究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，1920 年就到中国来过，据说是唯一获准在宫内拍摄建筑物的外国人（当时紫禁城还由溥仪居住），继而又研究中国绘画。在我认识他以前，他已出版了《中国画论》，《中国早期绘画史》，他约我去的时候，正在准备写中国后期绘画史，包括元明清三朝。他的古汉语不能独立工作，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画论、画史、画家传、题跋、诗词等口译成英文，他写下来。在口译过程中，对原文的理解总要经过一番商讨。我当时只 21 岁，对古文略知一二，但对绘画则一无所知，尤其绘画理论，绘画术语，什么气韵生动、骨法用笔这些至今聚讼不止的概念，什么吹云泼墨，什么皴刷点拖这类技术术语，都是从未接触过的。但是这对我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，同时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有所理解。喜龙仁还带我去英、德、法各国首都博物馆看他们收藏的中国画，从所谓顾恺之的女史箴到明清画家的作品，颇开眼界。
1938 年夏末我离开瑞典回国到昆明。当时北大已与清华、南开联合成为西南联大，蒙自部分也迁到昆明。北大英文系主任是叶公超先生，他同意我复学，进四年级。从 1938 到 1939 年，我完成了大学学业。这一年对我收获最大、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最深的是燕卜荪先生（William Empson）的现代英诗。他从史文朋、霍普金斯、叶慈、艾略特一直讲到三十年代新诗人如奥登。他自己是诗人，朗读诗歌极有韵味。但他不讲自己的诗，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，他总是不肯的。他是位批评家，在大学时他就写了他的成名作《七种晦涩的典型》。他的批评有人把它归入新批评派，在主张“精读”（close reading）这点上，他们是相同的，但燕卜荪并不无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，作品和作者的关系，他生前出的书如《牧歌文学的几种表现形式》、《弥尔顿的上帝》和他死后出版的《运用传记》即是明证。他不同于新批评派还在于他认为应当追问作者的意图，评判作品应当有道德标准。他的“精读”法从文字分析入手，引导人深入到作品的多层次涵义，不是象印象派那样去评论作品，而是有根据地把深层涵义发掘指点出来。也许有人觉得他过于钻牛角尖，但不能指责他无中生有。他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实证主义的，和推理的演绎法相反。我至今觉得从理论到理论有它的用处，但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还要看实际批评中能否应用来决定。不从具体作品出发，不深挖作品本身，便贸贸然提高到理论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这就是燕卜荪先生给我的经久的影响。1939年我毕业后，他就回英国了。1950年我从英国回来，他又在北大，但我在清华，拜会的机会不多。不久他就任舍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讲座直到1982年我去英国，我才又去拜访过他。1985年我再去英国，他已于前一年去世了。
从1939年到1946年我一直在西南联大教大一英文，教两个班的读本和作文。陈福田编的大学英文，选的材料和今天比，可能相当于今天三年级的程度。有些文章也不愧为名篇，如红衣主教纽曼论大学教育，但教起来并不费力，改几本作文要费点时间，但仍有不少时间可以自学，写点新诗。我也订了一个自学计划，但未能全部实现，只做成了一件至今受益的事，那就是自学了拉丁文。我感到研究英国文学，除了博览之外，工具语言如现代语中的法语、德语不能不备，古代语言尤其拉丁文是必须学的。我在沙滩北大曾从罗念生先生学过一年希腊文，后来没有继续，经过十几年也忘得差不多了。在希腊拉丁之间，我觉得更迫切需要的是拉丁。当时在西南联大没有人开这门课，只好自学。拉丁虽是死语言，文法也不是太难，自学可以掌握，但究竟是吃力的。特别是诗歌，习惯于现代英语诗歌的人，吟咏拉丁诗歌就颇困难。而且真正要精通拉丁语，虽然重要的拉丁作家数量是不会增加了，但究竟可观，要博览，要扩大感性。在我也只能做到借助字典阅读的程度。不过这对我读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品帮助已经很大了。我还用新诗诗体试译了维吉尔《埃涅阿斯纪》的第六卷。
我因叶公超先生的推荐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，1946年秋到英国学习，被分配到牛津大学王后学院。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，英国文学虽然读了一些，但总的说来有些杂乱无章。我想与其读个“文学学士”（B.Litt.）的学位，不如重做大学生，系统地再读一遍。读一个学位固然可以深入一个专题，学到一些方法，但就我来说，基础不扎实还是不行的，专题可以以后再搞。现在回顾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
在牛津大学学习了将近三年毕业，可以说达到了我的目的。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学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。古英语除了史诗《贝奥武甫》以外没有什么重要作品，但学了古英语对英语的发展能探本穷源，领会可以更强些，而古英语诗歌格律的特色对欣赏以后的诗歌很有帮助。中古英语的文学作品就丰富多了，乔叟、兰格伦、绿衣骑士、珍珠篇是其佼佼者。能从原文读作品，语感大不一样，通过翻译，即使是现代英语的翻译，总感到是隔靴搔痒，没有能和作者直接照面。可惜后来回国以后，古英语无用武之地，竟荒废了，连中古英语也少问津。可喜的是我知道有几位青年学者在钻研这两门“绝学”，使之不“绝”。
在学习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同时，我系统地学了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文学（牛津大学十分保守，认为1832年以后的文学不必认真学，只消看看就可以了，原因大半是文字上没有什么困难，不必教师指导），同时也学文学批评。学习的方法是在导师指导下自学，每周看作品若干，每周写一篇短文，拿到导师处去念，他就你的文章从内容到布局、行文、用词提出批评。这是一种开小灶的办法。导师一般是本学院的，也可就学于其他学院的对某一段文学或某些作家有专长的导师。当时是战后，许多退役军人入学受到优待，学生的人数多了，所以导师一般同时和两个学生会谈，按常规则是每次只约一个学生会谈。这种手工业式的、贵族式的教育不能适应训练大批人才的需要，但就其本身来讲，学生和教师直接交流，耳提面命，其效果必然高出大锅饭的讲课听课，既学到知识，也学到不同的方法去分析评论文学。
三年下来，我觉得学的知识比较系统，增强了对语言的理解和分析能力，学到一定的方法和表达能力。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。
1950年末我回到北京，在清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我调到北大。头两年仍教英语。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，搞了一个“活用字”，从一篇完整的文章里抽出十来个单词作练习，一篇完整的文章丢在一边，真是买椟还珠，愚蠢之至。后来就教文学，编文学史，也是学习苏联。学习苏联，强调文学作为社会现象是对的，这一点在我过去的教育里是被忽视的，因此得到纠正。但把文学和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就变成简单化；强调人民性过了头，有的重要作家就不入流。这种方法实际上没有能把文学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客体来研究，而是带着一种非常狭隘的宗派观点来看待文学遗产的，因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彻底的否定。
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文学呢？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认识到文学是社会现象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文学是文学，文学和其他精神活动一样是从一个方面认识事物，是分工。因此它不是社会学、经济学或政治学，它有它的相对独立性。另一方面，文学的社会性也不是像韦勒克（《文学理论》）所说的是外在因素，而是内外一致的。正如燕卜荪，尽管他貌似雕虫篆刻，实际上他是把文学看作社会现象的。我们应该记住外在因素的存在，着力点却应在文学本身。
Ars longa，学无止境，学文学也是如此，新事物不断出现，必须努力追上。
杨周翰先生（1915-198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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